編者按：由中國公共經濟經研究會、中國公共經濟研究會鄉村文明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中心、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浙江農林大學中國農民問題研究中心主辦，中國公共經濟研究會承辦的“首屆中國鄉村文明發展論壇——生態文明視野下的中國鄉村文明命運反思”于2013年1月12日—13日在國家行政學院舉辦，中國公共經濟研究會中國鄉村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副主任、教授張孝德在論壇上發布了《拯救中國鄉村文明呼吁書》，希望引起社會各界對鄉村文明的關注和思考。綿延五千年之久的中國鄉村文明，處在何去何從的歷史十字路口。2012年中國城市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市化率達到了51.3%。這標志著當代中國從農耕經濟主導的鄉村社會向工業經濟主導的城市社會的轉型出現了歷史性拐點。對于這個歷史性掛點，一方面，對中國百年之久追趕西方現代化的期盼給予了極大鼓舞，因為我們離這個目標越來越近。另一方面，當我們展望未來城市化的圖景，面對快速消亡的鄉村文明，卻感到陣痛和擔憂。因為在中國鄉村快速消亡的背后，是中國五千年文明傳承載體的消失，是中國五千年文明之根的動搖。在歷史的天枰已經開始向城市社會傾斜中，中國是否一定要走以鄉村文明消亡為代價的城市化之路，這是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關系到中國未來發展走向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戰略問題。作為中國傳統文明載體的鄉村目前遇到的最致命的危機，是在被認為是世界發展必然趨勢的城市化浪潮中，失去了存在的時代理由。從文明形態上判處其死刑，使綿延五千年的鄉村文明陷入無力回天的困境中。不論是一些地區正在搞得大規?！安鸫褰▍^”的城市化，還是許多地方熱衷的“拆村進城”農民被城市化；不論是主流學者所主張的五年內讓農民工終結的城市化，還是各地政府正在編制的、雄心勃勃地城市化率成倍增長的城市化目標，在所有這些理論和行動的背后，都不約而同地包含這樣一個似乎是毋庸置疑的邏輯：即農村作為中國五千年農耕文明的載體，無法承載以工業化為內容的中國現代化。中國要實現近代以來幾代人夢寐以求的現代化，必須走城市化之路。無論是被主流經濟學理論的論證，還是西方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現代化之路，似乎都準確無誤的回答了，走向城市化的過程必然是城市替代鄉村的兩元歸一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傳統文明載體的鄉村走向終結也就成為歷史的必然。據國家統計數據顯示，2000年時中國有360萬個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減少到270萬個，10年里有90萬個村子消失，平均每天有將近250個自然村落消失。如果說在文明形態上判處鄉村文明死刑，奪取鄉村文明生的希望，但至少我們堅信，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鄉村有足夠生命力來應對危機的挑戰。只要給予中國鄉村文明足夠的時間，她所具有的強大的自我修復功能一旦啟動，也許會創造起死回生的奇跡。但是從2000年開始的拆點并校，對具有自我修復功能的鄉村是致命的一擊。從2000年到2010年，中國農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學、30個教學點、3所初中，幾乎每過一小時，就要消失4所農村學校。拆點并校使維系鄉村文明的鄉村文化傳承系統遭到了摧殘性破壞。但對于教育服從于工業化、城市化而言，卻有一箭雙雕的效果：一方面拆點并校從根上切斷了落后鄉村文化的傳承；另一方面，讓孩子進城，成為小手拉大手，孩子帶動大人進城的一個誘餌。盡管中國以小農經濟這種方式在過去６０年里，創造了以世界7％左右的耕地養活全球20%人口的奇跡，創造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糧食生產連續9年豐收的奇跡。而且這些奇跡，是在仍然存在農產品剪刀差、是農民在進城打工之余兼職的條件下實現的。然而，對于中國農業創造的這些奇跡，我們不僅沒有感到自豪和自信，進而去研究它，保護他，反而更多的是不滿和批評，以及堅定不移地改造。因為這個奇跡不是由現代化農業創造的，恰恰是在中國存在幾千年的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創造的。特別是在中國城市化、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我們仍然保留著如此落后的小農經濟，顯然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短板。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政府主導資本配合的一次轟轟烈烈的農業現代化運動正在啟動。按照中國未來農業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應當是類似西方那樣，讓中國農村應該留下20%或更低比率的農民從事高效率、規模化、產業化的農業，來養育80%的城市人。展望這樣一種農業現代化的前景，我們不僅興奮不起來，反而有一種不寒而栗的擔憂。因為在這樣一種現代化農業的背后，我們看到的恰恰是另一番景象：過度規模化帶來的將是農民失業、鄉村社區消亡、多樣化遭到破壞的慘狀。此外中國糧食安全的風險性也會增加。按照這個道路走下去，在中國綿延幾千年之久的、懷著對天地敬畏和感恩、精耕細作的傳統的家庭農業將不復存在，我們所憧憬的農業現代化與城市化徹底實現之日，即是失去經濟基礎的中國五千年農耕文明徹底消失之時。目前中國鄉村蕭條的另一個表現，是中國鄉村社會組織的缺位，導致鄉村社會碎片化。農村社會“空殼化”帶來傳統道德“荒漠化”，使農村已經從溫馨淳樸的熟人社會，變成冷漠寂寥的半熟人社會。按照鄉村必然消亡論的邏輯，農村組織碎片化也是一種自然的結果。其實鄉村互助社會組織的碎片化解構，與按照城市管理模式盲目輸入外來制度密切相關的。鄉村是一個熟人社會，城市是一個生人社會。但是在鄉村就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詞、城市是進步文明代名詞的前提下，鄉村的改革與發展，就成了按照城市模式改造的過程。比如，我們不加改造地、將適應生人社會的民主選舉導入鄉村的結果是，使中國鄉村處在傳統熟人社會組織丟失，而輸入新治理模式又無法消化的斷層中。農村基層民主選舉制度，在經歷20多年后，仍然處在亂象中。如果說，按照城市模式對農業區的農村進行改造，雖然有食而不化的問題，但畢竟從農業到工業是自然晉級的過程。而以一刀切的模式，對處在中國西部和北部游牧區農村也進行同樣的改造，其帶來的負效應遠比農耕區的農村還要大。如盲目對牧區進行承包制、市場化和城市化的改造給脆弱的草原帶來許多災難性后果。承包制使草原資源整體遭受了碎片化分割，使傳統草原互助體系崩潰的結果是，大幅度降低了草原四季游牧空間和抗風險的能力。在生產方式上，盲目推行集約化經營的圍欄飼養模式與牧民移民定居工程，導致了水資源短缺、局部草資源過度放牧，導致了草原退化等問題。反過來，又把人為外來輸入制度造成的結果，作為認定游牧生產方式落后，需要進一步改造的原因。在這樣一種因果顛倒的惡性循環下，推進的讓牧民移民的城鎮化，無異于讓一年級的學生，跳級升入三年級一樣。這個跨越式的發展，如果成功，自然是好，如果不成功，就會陷入回不去，上不去的陷阱中。而目前大量研究表明，陷入后一種的可能性更大。我們為什么要推進城鎮化，因為城市能夠讓生活更美好。一方面是越來越蕭條的鄉村，一方面是越來越美好的城市。在如此巨大誘惑下，農民進入城市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是在目前許多地方政府推動所謂為農民著想的城鎮化中，卻出現了農民不買賬的狀況。這是因為在政府推動的城市化與農民心目中的城市化是兩種不同的城鎮化。首先，在一些學者和政府計算中，農民進城市可以帶動城市投資與消費。而在農民計算中，進城市意味著生活成本的提高，如果收入不增加，進城意味著負債進城。其次，讓農民讓出土地進城，在房地產商和政府眼中，是讓農民擁有的土地資產化，獲得收益的好機會；但在農民心目中，恰恰成為一種不平等的迫不得已的痛苦出讓。再次，政府認為，拆村進城，是為了讓農民享受與市民一樣的美好生活，但是農民非常清楚，美好城市化不是免費的午餐，進城意味著他們不僅要付出高成本的生活代價，還要付出原有鄉土文化環境缺失帶來的精神損失的代價。在農民與政府博弈中，沒有人比他們更清楚，他們的房子和宅基地有多少可以用貨幣來衡量，有多少是無法用貨幣來補償的。當然他們也非常清楚，他們與政府、房地產商的博弈中，他們是弱勢群體，無力抗衡。他們不知道他們祖祖輩輩居住了上千年、上百年的村莊哪天會拆遷，他們在一種無助的恐慌和不安中等待被城鎮化。以高能耗、高消費為代價的高福利工業文明，是一種高成本的文明。當代中國享受著工業文明帶來諸多好處的同時，也開始飽受工業文明帶來的成本之苦。在這里需要明確的是，在當今城鄉二元的社會結構中，農村與城市相比，所獲得的工業文明的好處比城市要少得多，而承受的文明成本卻高于城市。農村不僅承受著農業化學帶來的嚴重污染，還承受著城市工業化所轉移的污染。被認為城市化過程中導致鄉村消亡，從兩元走向一元的是城市化發展必然規律的觀點是不能成立的。特別是認為西方發達國家所走的城市之路，中國也不能例外，更是無法成立。因為支持這個觀點的歷史前提就不存在。鑒于中國與西方屬于兩種不同的文明類型，由此決定，中國與西方不可能走相同的城市化之路。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屬于農耕經濟主導的文明。而農耕經濟的載體不是城市是鄉村。所以，以鄉村為載體成長起來的中國文明之根不在城市，在鄉村。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在歷次更朝換代中，作為皇權中心的城市，雖然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毀滅，但中華民族的血脈繁衍，并沒有因城市的毀滅而中斷。歷史證明，只要鄉村在，中國文明就會在一次又一次地劫后重生。相反，誕生于地中海、起源于古希臘、古羅馬的西方文明，從一開始就是建立在古代工商業經濟基礎上的另一種形態的文明。由于工商業經濟的載體是城市，由此決定了西方文明之根在城市，而不是在農村。所以，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的鼎盛、衰微與消失，總是與城市緊密聯系在一起。從西羅馬帝國滅亡（公元476年）至文藝復興（公元1453年）被西方史學家稱為歐洲的中世紀。中世紀是西方進入農耕經濟與鄉村發展時期，而這個時期恰恰被西方史學家稱為歐洲黑暗的中世紀。所以，近代以來西方走向文明復興之路，也是從地中海城市的繁榮導致的文藝復興開始的。近代以來的城市化對于西方而言，是西方傳統文明發揚光大、走向世界的過程。西方發達國家走向城市化的過程中鄉村是否消失的問題，不會觸動西方文明傳承的中斷問題。相反，當代中國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鄉村的命運問題，則涉及到中華文明的永續傳承問題。中國鄉村文明不是一個文化符號，中國鄉村就像構成生命體的細胞一樣，攜帶著中華文明演化的秘密和基因，她不僅是中華民族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精神家園和歸宿，同時也同中華民族的興盛衰微緊密聯系在一起。鄉村興之中國興，鄉村衰之中國衰。從邏輯上判定鄉村走向消亡的時代前提，就是認為當代人類仍處在工業文明時代。鄉村作為農業文明的時代產物，無法成為工業化的載體，鄉村消亡是時代的必然。但是進入21世紀以來，在當人類文明已經進入生態文明時代的背景下，特別是黨的十八大已明確提出中國將走向生態文明新時代的前提下，中國鄉村文明的復生恰恰是時代的必然。當代人類正在進入以陰陽大交變，風水輪流轉的時代大轉變、文明大轉型時期。在這樣一個時代，傳統思維定式已經失靈，原有世界時空已經改變。時代的發展需要我們頓悟，在生態文明時代的新時空中，我們發現：鄉村文明遇工業文明衰、逢生態文明興。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我們走向生態文明新時代，不是一種偶然，而是順應了時代發展必然的重大抉擇。因為，中國五千年傳統文明與生態文明具有高度時代契合性。近代以來西方之所以成為工業文明的原創者，就是因為15世紀后興起的工業文明與西方傳統的古希臘、古羅馬的城邦文明具有高度契合性。西方走向工業文明是通過文藝復興，從他們的老祖宗那里找到了文化與自信的動力開始的。相反，近代以來，中國在工業文明時代的落伍，則由于近代興起的工業文明模式與中國傳統農耕文明缺乏這種內在的契合性，由此決定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走向工業文明的過程，是逆水行舟，成為一個不斷進行自我批評與否定、自我解構與革命的過程。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工業文明只能是中華民族從古代走向現代的過渡文明，不可成為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文明。相反，中國五千年傳統文明與已經開啟的生態文明在能源形態、價值觀、文化特征等方面具有天然契合性。所以，我們走的生態文明之路，是一條沿著歷史螺旋式上升的回歸之路，是順流而行。生態文明才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之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的復興之路，也是中華民族回歸精神家園的路。那么，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在哪里，是目前正在進行的轟轟烈烈的城市化之路嗎？肯定不是。在生態文明新時代已經展現的新時空中，我們看到的中華民族復興的精神家園不是城市，而是綿延五千年之久的中國鄉村。中國鄉村文明的命運與時代命運聯系在一起。中國鄉村文明消亡認識來自工業文明的邏輯。無論按照工業化發展的要求，還是工業文化要求，鄉村都無法成為工業文明發展的載體，由此決定了鄉村在工業化過程中的命運，只能是被城市所替代，最終走向兩元歸一的終結結局。這也正是目前支持中國城鎮化的邏輯所在。相反，從生態文明的邏輯看中國鄉村文明，恰恰具有城市化無法替代的獨特功能，而且負載中國傳統文明的鄉村與生態文明的諸多內涵具有高度時代契合性。在生態文明時代的中國，如果繼續延續工業文明的邏輯，來判定中國鄉村文明的命運，那就是時代的誤判。中國鄉村就像構成生命體的細胞一樣，攜帶著中華文明演化的秘密和基因，鄉村興之中國興，鄉村衰之中國衰。“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是被中國幾千年興盛衰微的歷史周期不斷驗證的道理。這個道理就是告誡我們，中國農村與農民的發展既是中國走向復興與繁榮的前提和基礎，也是中國經濟與社會安全不能突破的底線。中國幾千年的朝代周期性更替的過程，就是不斷突破和修復這個底線的過程。這樣一種朝代周期性更替規律，是中世紀的西歐沒有的，同樣屬于東方文明的印度也沒有。我們堅守這個底線，不僅適用于中國的過去，也適用于中國的今天，更適用于中國的未來。從承包制到解決“三農”問題，從小康社會到新農村建設等一系列工作，都表明了中央始終把中國的農村、農民問題放在維護中國經濟社會穩定的戰略地位。但需要引起我們警覺的是，目前正在以鄉村文明消亡為代價的城市化并不是在加固這個底線，而是正在瓦解著這個底線。以土地流轉推動的農業現代化和農民被城市化觸動了農民安身立命的底線。以宅基地置換為代價的激進式農民市民化，超出了農民所能承受的代價底線，形成了社會安全隱患。逢生態文明興的中國鄉村文明，在生態文明新時代，將具有城市無法替代的六個功能：現代的工業文明病嚴重存在著缺乏精神制衡的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的泛濫病。在工業化文明系統中，缺乏精神與文化制衡的物質財富無限制增長，不僅吞噬了大量的資源，造成資源環境危機，而且也吞噬了人類的精神能量，使人類文明在物質主義、病態消費主義、GDP主義的單極化世界中越走越遠。醫治工業文明病的解藥，不僅在西方文明世界中找不到，在今天中國的城市中也找不到，因為中國城市染上的這種文明病，某種程度上比西方還要重。醫治當代人類文明危機的解藥，就在中國鄉村文明中。在幾千年的農耕經濟中，中國先民發現，大自然雖然給人類提供的物質財富是有限的，但它提供給人類智慧的精神財富卻是無限的。中國五千年中形成的詩經與易經、道家和儒家等豐富多元的文化，都根源于中國先民“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的自然智慧。在幾千年歷史形成中的古代鄉村文明，本質上是“耕讀”文明。即通過“耕”來滿足物質需求，通過“讀”來滿足精神提升。正是這種在耕讀中形成的物質與精神的均衡互動，才是中化文明成為長壽文明的秘密所在。現代西方工業文明之所是短命的文明，就是缺乏這種物質與精神的均衡。誠然，我們不是簡單地讓人類回到中國古代耕讀社會中，而是說，中國古代耕讀的鄉村文明攜帶著被我們可利用的人類文明永續發展的基因。新能源革命，正在從根本上改變著中國鄉村在工業化與城市化沖擊下的邊緣化地位。非均衡分布、集中開發、高運輸成本的傳統能源，使分散居住的農村處在分享工業化好處的邊緣化或被淘汰的地位。相反具有高度分散性、相對均衡分布的太陽能、風能、地熱能、生物能等新能源，越是人口分布密度低的地方，人均可利用的新能源量越大。而且農村使用新能源的優勢在當代中國已經成為一種活生生的現實。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太陽能熱水器生產和消費的國家，而太陽能熱水器90%以上的市場在中國農村。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發展起來的中國農村沼氣，也顯示出良好的發展前景。新能源在農村生活領域的使用，不僅從根本上改變著中國農村的生活方式，而且新能源經濟在農村也具有極大的開發潛力。按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新能源將從根本上改變中國農村的命運。農村將會成為引領低碳經濟與綠色消費的新生力量。從生態文明的消費觀來看鄉村生活時，恰恰是一種符合生態文明要求的另一種幸福生活模式。被GDP增長和資本增值所捆綁和刺激起來的高消費、高能耗、高成本幸福生活，是一種加劇能源和環境危的病態生活。環保部披露數據顯示，目前中國城市的人均能耗是農村的3倍。目前的鄉村雖然沒有城市的收入高，但農民享有城市用貨幣無法購買或成本很高的另一種福利，這就是人類幸福生活所需要的真情、健康、清潔空氣、寧靜和生態化食物等。從工業化、城市化發展要求看，農村的低消費使GDP增長不喜歡，但從生態文明建設看，鄉村低成本、低消費、低能耗的幸福生活模式，恰恰是需要倡導的新生活方式。由此可以理解，為什么我們的許多農民工，選擇了在城市打工，卻要在農村生活的生存模式。目前，危機人類大多數人的最大危機是糧食危機，值得我們反思的是西方式的農業工業化模式，是造成當代人類糧食危機的深層根源。目前全球性的糧食危機，以報復性災難向現代人類昭示著：糧食危機是工業化技術與工業生產方式在農業領域推廣失靈的危機。其深層的根源就在于：把解決工業領域化合物的科學技術方式，簡單地搬用到農業中的生物世界，由于違背了生命的本質和規律，結果導致了生物世界的破壞和危機。同樣，將滿足追求無限增長的加工化合物的生產方式，搬用到以生命為對象農業領域，也嚴重違背了生命物特性和規律的生產方式。由此破壞了農業生產持續發展并造成了許多災難性后果。中國五千年農牧業發展，所使用的智慧和技術，恰恰是在遵循天道和命理的生命規律中形成。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的農耕生產方式，以互助為主的游牧生產方式，同樣也是服從于生命物質財富增值的規律形成的。一個美國專家曾發問，為什么中國古代農民耕種了5千年的土地，都沒有耕壞，而現代工業化農業，只用了一百多年的時間，就不可持續了。其中的秘密，就是由于中國傳統農業是符合天道與命理的科學農業，而現代工業化農業是違背天道和命理的反科學農業。當代世界需要一次新的農業革命，這個革命的發源地就在中國。中國農業革命，不是要革中國傳統農業的命，而是要在中國傳統農業發展模式與現代新能源、智能化技術結合中，探索生態、低碳、可持續發展的農業。如果說英國的工業革命，開啟了工業文明的新時代，那么中國的農業革命，也將為世界生態文明的發展做出另一個的重大貢獻。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興起的新能源革命與生態經濟，以及目前的中國經濟轉型，為邊緣化的中國鄉村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時代契機。如果說現代信息技術和交通技術為鄉村承載現代產業經濟提供了可能性條件，那么在生態經濟推動下回歸自然的低碳消費、文化性消費等，為中國鄉村生態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和動力。從目前發展趨勢看，有六類產業將會成為中國振興鄉村文明發展的新興產業：一是生態有機農業。高附加值的農業生態產品將成為未來生態農業產業發展的新方向。二是鄉村旅游業。我國廣袤的農村聚集了全國大約70%的旅游資源。鄉村的旅游將成為鄉村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成為帶動農村脫貧致富的一個亮點。三是鄉村手工業。在新需求的推動下，借助現代市場經濟、鄉村旅游業與文化產業發展的契機，中國的鄉村手工業正在悄悄地復興。五是鄉村新能源產業。在中國農村發展沼氣、太陽能、風力發電、微小水電、生物能源等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六是鄉村養老服務業。鄉村特有的低成本生活，高環境福利與濃厚的鄉土人情，隨著中國進入老年化社會，鄉村具有的養老作用越來越明顯。今天的中國需要城鎮化，但絕不能走西方式的讓鄉村消亡的城鎮化。以城市替代鄉村兩元歸一的、以鄉村終結為代價的城市化，是西方文明演化的必然規律，并不是中國的必然規律。生態文明需要鄉村與城市兩元共生的新人口居住模式。古代農業文明的主要載體是鄉村，城市則是近代工業文明的載體。中國特色生態文明，既不是簡單回到鄉村社會，也不是簡單否定城市社會，而是在生態文明的時空中，實現人類與自然、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東方與西方、物質與建設、創新與傳承、生活與生產等一系列的系統整合，而承擔這個系統整合的載體，只能是攜帶著不同信息和基因的城市與鄉村兩元共生的載體。按照這個目標，中國城市化目標，就不是城市化率越高越好，而是兩元制衡、均衡、互動程度越高越好。目前迫在眉睫的是，我們要呼吁的是讓鄉村消亡的步伐放下來，最好是停下來。面對轟轟烈烈的城市化寒流的沖擊，如果我們守護好以下三條底線，鄉村文明就有自我修復和復生的希望。我們關注留守在鄉村三類20%的群體，守望在家中的20%的老人，鄉村中20%的貧困家庭，仍默默從事農業的20%的農民。從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這三類20%的弱勢群體是這個時代的落伍者，甚至是被淘汰者。但是從選擇走在生態文明導向下走鄉村文明發展的道路，我們則會發現20%的弱勢群體，他們不僅是這個鄉村歷史、文化、傳統農業的守護者和載體，而且也是對這個鄉村鄉土情結最重的群體。我們呼吁，無論出于保護我們鄉村、守護我們的家園的需要，還是出于人本發展的需要，都要從保護鄉村20%的弱勢群體開始。他們是鄉村文明復生的希望和底線。如果把他們淘汰了，鄉村就失去了最后的復生與希望。第二條底線: 要保護空心化村落，為鄉民、游子留下回歸的巢我們一定要放長眼量，以長遠的眼光來看待目前蕭條的村莊。我們絕不能武斷地認為，留下的這些空房子，就一定是無用的房子。我們應該知道，不僅人類感情變化是有周期性的，城市化發展也是有周期性的。也許今天走出去的向往城市、向往未來的年輕人，不喜歡封閉的鄉村，但不等于他進入50歲之后也會這樣想。城市化發展也是如此，發展到一定周期后人們開始厭倦城市生活，希望回到鄉下去，就會出現逆城市化。西方發達國家在20世界70年代之后，就出現了逆城市化，他們希望回到鄉下，但西方發達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鄉村已經消失，所以他們只能回到郊區。目前在中國大城市，已經出現了逆城市化的苗頭，改革開放以來進城打進入到50——60歲的農民工，也會開始踏上回家的路。我們相信，在未來5到10之內，中國將會出現一個回鄉的高潮。告老還鄉是中國幾千年的傳統，可以說中國人是世界上鄉村情結積淀最深的民族。對此我們要有足夠的準備。在逆城市化中出現的回鄉高潮，將是一個社會資源從城市向鄉村回流的過程，這也將是中國鄉村文明復生的高潮期。但是如果我們把這些蕭條的村莊拆掉了，讓城市周邊鄉村社區化、城鎮化，那么在未來逆城市化中和大量農民工懷著鄉愁想回家時，他們將找不到回家的路，找不到回歸的巢。為我們未來告老回鄉的游子留下回家的巢，這是我們保護鄉村文明不能突破的另一條底線。第三條底線：要保護傳統生產方式，為鄉村文明留下復生的根。集智慧、文化與傳統技術為一體的中國傳統農業，是人類文明的財富，也是中國智慧與文化生成的根。我們守住了傳統生產方式，就為鄉村文明復興留下復活的根。總之，守住了鄉村中20%的文明守護者，也守住了鄉村文明復興的魂；守住了傳統農業生產方式，也就守住了鄉村文明發展的根；守住了我們的鄉土文明，就守住了中華文明永續發展的底線。目前鄉村文明建設最需要的是，是讓判處死刑的鄉村獲得生的希望。我們呼吁在理論上，要走出主體缺失的西方之風，立足中國本土，進行理論創新，形成符合中國鄉村文明的新理論體系。我們呼吁社會輿論和國家意識形態中，要重新認識與定位中國鄉村文明在當代中國的價值和功能。提升中國鄉村文明在中華民族永續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我們建議啟動制定“中國鄉村文明保護法”。真正使鄉村承擔起中國五千年文明成長之根，確立民族自信之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本，生態文明建設精神之源的時代功能。適應十八大后中國進入生態文明發展新時代的要求，適應賦予鄉村文明所負載的諸多新使命的要求，需要把新農村建設上升為中國鄉村文明建設的高度來對待。第一，鄉村文明建設目標，就是要“把鄉村建設得更像鄉村”。按照鄉村文明本質內涵，鄉村文明建應當是中國鄉村規劃設計院院長李昌平所主張的“五我鄉村：即我村我素：我村有我村的元素和獨特性。我村我品：是說我村能夠建設成品位、品格、品質、品牌等四品的村莊。我村我業：在新歷史條件下鄉村完全能夠形成自我發展的產業。我村我家：使建設好鄉村成為自己的精神家園、生活的樂園。我村我根：這是一個能夠吸引認祖歸根、告老回鄉、祖代相傳的永續發展的鄉村。第二，鄉村文明建設的原則，一定要尊重農民的需要進行。我們堅信中國鄉村文明有很強的自我復生的能力。你只要給他們足夠的時間和空間。鄉村這個充滿活力的自組織系統，具有很強的自我修復與發展能力。按照這個原理，政府應按照鄉村的五個需要進行建設。即鄉村文明建設最需要的精神是希望；最需要幫助是信任，政府不要越位干預；最需要的投資是公共投資；最需要的服務是病有醫保，災有互助、老有所養的服務；最需要的組織是自治管理。當前農民普遍需要的不是城市化，那只是部分農民的需要，是政府的需要。所有鄉村和農民的普遍需要是上述“五需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建設依靠的是外求式創新，其實是缺乏主體性，跟風、模仿的外求式創新，使中國城市成為千城一面的城市、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失語的城市。我們的村莊應該建成什么樣的村莊，不需要去美國學習、向國外城市看齊，而是要我們智慧地與我們生活的這塊土地進行對話，從而找到我們是誰、從哪里來、到那里去。依靠這樣一種“內求式創新”才能真正實現李昌平所講的“五個我”的鄉村文明。為什么一棵樹沒有相同的兩片葉子，因為每片樹葉占有不同的空間和時間，所以每片都能創新。何況，我們的村莊擁有如此大的空間，負載者如此豐富的歷史時間，肯定能找到唯一的自我創新。中國鄉村文明是一塊塵封的玉，不是瀕臨死亡的老人。我們之所以有眼不識金鑲玉，是因為我們心被塵封。拯救中國鄉村文明，從拯救我們的心開始。中國鄉村文明的復生，是人類文明中心在輪回中再次回到東方之后的一次新涅槃。十八大之后，生態文明的曙光已經出現在東方的地平線上，時代需要我們的頓悟，需要我們從慣性思維的迷途中覺醒，來迎接新時代的曙光。我們呼吁那些，仍然誤認為西方就是世界未來，追趕西方就是追趕世界未來的人們。轉身回頭看，真正代表新時代的曙光就在你的腳下，這才是我們回家的路。我們呼吁那些，自以為生活美好的世界城市中的人們， 不妨放下那顆被城市中心論誤導的心，到鄉下看看，在那里你會體悟，陽光下的真善美世界原來如此。我們呼吁那些，正走在從鄉村趕往城市道路上的農民工朋友，我們要告訴你們，昨天鄉村文明的死刑是誤判，你們回家的路沒有斷，你們的父母仍然為我們守望著這方古老的家園，他們等待著你衣錦還鄉或告老還鄉。我們呼吁那些，無論怎樣推算都是農民后代、而且被權力和金錢捆綁的官員、商人們，你們所描繪的讓農民和你們雙贏的善舉，其實這是一個顛倒的幻覺。希望你們回來，把幻覺變成理想，因為你們都是曾經有理想的人。有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其實我們鄉村何嘗不像我們的老父母一樣，他們最缺少的不是錢，不是物質，而是希望我們常回來看看。我們呼吁所有的中國人，無論你在國外還是國內，不妨抽點時間，?；貋砜纯?，你們來了也就把希望帶給了鄉村。第五，我們有一個夢：共建詩意鄉村與田園城市的美麗中國我們應該為生活在這個時代而慶幸和自豪。因為中國擁有世界歷史上最悠久、最具有多樣性的鄉村文明，她不僅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最稀缺的文化遺產。從文化與歷史看：我們有中華民族歷史活化石的少數民族的村寨文明，我們有承擔著中國民族興盛衰微、源遠流長、繼往開來的農耕鄉村文明，我們還有負載著藏傳佛教、伊斯蘭教的游牧鄉村文明。從產業類型看：我們有農耕鄉村、漁業鄉村、游牧鄉村、手工業鄉村、商貿鄉村等。我們還相信，在生態文明新時代，中國鄉村還會成為現代新興產業鄉村，如畫家鄉村，禪修鄉村、總部鄉村、太陽能鄉村、學者鄉村、高校鄉村、科學家鄉村、養老鄉村等。無論我們有怎樣的想象力，面對中國高度多元化的鄉村，都相形見拙。從自然環境看：我們的美麗鄉村更是繽紛多彩，在丘陵地帶的有“詩意鄉村”，在瀕海、濱江的有“漁歌鄉村”，坐落在平原上的有“田園鄉村”，位于高原的是“天堂鄉村”，隱藏在深山中的是“桃園鄉村”。即使人走房空的廢墟鄉村，也魅力十足，因為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是立在自然博物館中的“古老鄉村”，因為她的歷史一定會比美國悠久，可能與法國同齡。我們之所以對中國的鄉村文明充滿了希望，不僅因為中國的鄉村文明接到了時代太陽之陽氣而復生，還因為今天中國鄉村文明建設是站在西方文明的肩膀上的前行。100年前英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只能在火車的輪子上進行，美國的現代化也只是在高速公路和飛機上完成。而當代中國走向生態文明，一開始就是在“三高一新”的高位上進行。即中國有自有技術的高鐵，正在醞釀中的移動多媒體高集中信息技術、以及已經遍布中國的高速公路，再加上高度機動性、低排放的新能源。這種集工業文明遺產與生態文明新資源為一體的集成技術，將把中國帶入突破空間限制和地域限制的人類文明貢獻的地球村時代。這個新時代技術，不僅為詩意鄉村建設提供了技術支撐，而且也是在18世紀英國的霍華德所追求的在西方沒有實現的、也無法實現的田園城市建設將成為可能。在生態文明與中國傳統文明構成的新天地時空中，在詩意鄉村與田園城市提供的多元世界中，不是讓我們與西方比誰飛的更高，而是誰飛的更自由、更幸福，這才是我們的夢，中國夢。
2013年元月，在國家行政學院召開的首屆鄉村文明發展論壇上，我執筆寫了一篇“拯救中國鄉村文明的呼吁書”。如果說去年發出呼吁的目的，是要喚醒社會對國五千年鄉村文明面臨危機的認識，那么如何拯救，誰來拯救，則是要回答如何行動的問題。
當今，中國鄉村文明復興發展最致命危機，是來自我們對中國鄉村文明復興失去信心危機。當今中國鄉村文明遭遇危機，不是時代不需要中國的鄉村，而是我們在盲目追趕西方式城市化中，主體性、自信心缺乏的危機。拯救中國鄉村文明，有多事需要我們去做，但首要的需要從找回我們的主體性開始，從拯救我們的心開始。蔓延五千年的中國鄉村文明，在當今中國追趕西方式的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面臨何去何從危機。一方面，按照西方工業化邏輯，中國最終實現現代化的標志，就是使中國蔓延幾千年的鄉村社會、農業社會向城市化和工業化社會的最終轉型。在這個轉型的過程中，中國鄉村消亡被認為是時代的必然。按照這個邏輯，中國鄉村最終消亡之日，就是中國最終實現追趕西方式現代化之時。可以說在當代中國占據主流的轟轟烈烈的城鎮化，就是按照這個邏輯進行著。另一方面，作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之載體、傳承之根系、精神之家園的鄉村，在城市化浪潮的沖擊下，又表現出一種頑強的生命力和自我修復能力。鄉村主導的中國歷史與文明模式，以一種巨大的無形或有形的力量，決定著近代以來的中國走著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之路。我們可以發現，近代以來，中國每一次重大變革原動力，給中國變革的提供能量的不是來自城市，而是來自農村。從毛澤東領導的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新民主主義改革，到鄧小平領導的起始于農村承包制的中國改革開放。鄉村是中國最大的國情，鄉村是中國最大特色，不懂鄉村，就不懂中國。脫離中國鄉村革命和改革，就會成為脫離中國國情方向走偏的革命和改革。所以，判斷中國改革發展的方向是否正確，一個最重要的標志，就是看中國的鄉村改革之路是否走對。同樣判斷中國改革發展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就是看中國鄉村和農民是否成為改革的收益者。值得我們反思的是，在當今轟轟烈烈城市化，我們講新型有余，講特色不足。所謂高端設計和許多地方所搞的城市化，沒有給中國五千年的鄉村文明留下足夠的發展空間和自我發展權利。在今天中國所進行的新型城鎮中，被我們放棄的陷入蕭條、凋零的鄉村正在成為中國城鎮化的殉葬品。被我們精心設計“拆點并校”、“拆村進城”、資本進村、農民進城等一系列倒逼農民進城的舉措中，農民不再是中國這次城市化變革的主角，而是被一系列來自高端設計左右角色。我們把當今中國所有農民、農村和農業的問題解決，都賭在城市化發展的一端中。如果說中國文明是一棵大樹，那么鄉村就是這棵大樹的根。城市則是這棵大樹上開花結果的樹冠。而我們卻只看到開花結果的樹冠，誤認為碩果累累樹冠與樹根沒關系。根深才能葉茂，“鄉村興之中國興”的這個鐵的規律，正在被我們淡忘。可以說，目前放棄鄉村文明的城鎮化之路，是一條偏離中國國情方向的冒險之路。鄉村絕不是一個正在衰微的老人，恰恰相反，中國鄉村變遷，正在完成一個劃時代的鳳凰涅盤。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是包含著中國鄉村文明的復興。沒有中國鄉村文明的復興，中華民族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復興。如果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成為鄉村缺失的單純城市化的復興，那么中國偉大復興就是一個斷根的復興。所以我們的城市化，一定給鄉村文明復興留下空間的城鎮化，這就是習近平主席所講的記得住鄉愁的城鎮化。當今中國2.5億農民工進城，不是中國農民放棄農村的進城。2.5恰恰是中國鄉村走向復興與變遷的重要力量，恰恰是中國農村和農民，自改革開放以來一次最偉大的自我開放。就像中國對外開放，成就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一樣。大批農村進城，將會給中國鄉村文明復興帶來新道路、新機遇。而目前主流理論卻將農民工進城看成是，農民放棄鄉村走向城市的進城。大量調研發現，進城農民工，不是放棄鄉村的進城，未來將會有大批農民回到的故鄉。他們今天不回去，不等于明天不會回去；他們的兒子留在了城市，但他們的父母卻要回鄉村；他們年輕的時候，希望到城市去創業，不等于他們會一輩子留在城市，他們年老的會回去。中國農民需要城市，鄉村復興需要城市，就像中國改革開放需要走出國國門一樣，不等于放棄自己的國家。如果我們真正關心農民，就不是要簡單地鼓勵農民留在城市。就像我們鼓勵出國留學一樣，雖然我們并不反對留學生留在國外，但我們的政策并不鼓勵他們留在國外，恰恰相反，而是鼓勵他們回國。雖然農民進城不是出國，但我們以放棄中國鄉村的理念，鼓勵農村盲目進城，雖然放棄的不是國家，但確放棄的是中華民五千年文明之根。因為固守中國五千年文明之根的最好守護者，是能是中國的農民。如果我們真正關心農民和農村，目前最需要的是，給農民以最大相對的自由選擇的權利，更要給中國進城的農民留下未來回家的路。隨著時間推移，中國進城的農民，正在走向成熟，開始理性地認識城市和自己的鄉村。他們越來越發現，城市是他們掙錢的好地方，但鄉村可以是他們低成本生活的好地方；城市可以給他們帶來另一種生活和文化，但鄉村才是他們的精神歸屬的家園；他們同時也發現，在某些方面鄉村的生活紅利已經開始高于城市，特別是在環境污染、食品安全、低成本生活等方面鄉村獨有的優勢越來越明顯。中國農民在大規模的進城中，走的不是一條不歸之路，而是一條中國鄉村文明的復興之路。我們相信中國農民在鄉村與城市兩極的游動中，將會做出他們應有選擇。他們既不便會排斥城市，也不會放棄農村，他們將會成為游動在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兩棲化的新農民，他們年輕時候在城市，年老的時候，告老還鄉回鄉村，他們會過著一家兩制的生活，兒子在城市，父母在鄉村。總之，他們會通過自己方式，過上一種兼享城市和農村好處，成為世界最幸福的農民。我們許多學者將這成為半城市化。他們希望中國走純而又純的城鎮化，讓農民其實中國農民更喜歡走，以中國智慧創造的中庸之道的新城鎮化之路。正真能夠承擔拯救中國鄉村文明的人，只能是那些最需要鄉村，也需要鄉村拯救的人。首先，拯救主人不是城市人，只能生活在鄉村的農民。中國鄉村文明復興主體只能農民自己。鄉村文明復興的路如何走，我們應當問計于農民。目前迫在眉睫的是，我們要呼吁的是讓鄉村消亡的步伐放下來，最好是停下來。面對轟轟烈烈的城市化潮流的沖擊，拯救中國鄉村文明最需要做的是守護好三條底線，給鄉村文明以自我修復機會和希望。我們需要關注留守在鄉村三類20%的群體：一是守望在家中的20%的老人，而是鄉村中20%的貧困家庭，三是仍默默從事農業的20%的農民。從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這三類20%的弱勢群體是這個時代的落伍者，甚至是被淘汰者。但是從鄉村文明發展的道路看，他們恰恰是為中華民族保護鄉村歷史、文化與傳統農業的守護者。第二天底線: 要保護空心化村落，為鄉民、游子留下回歸的巢。我們一定要放長眼量，以長遠的眼光來看待目前蕭條的村莊。我們絕不能武斷地認為，留下的這些空房子，就一定是無用的房子，走進城市的農民工，永遠不會回來。第三條底線：要保護傳統生產方式，為鄉村文明留下復生的根。集智慧、文化與傳統技術為一體的中國傳統農業，是人類文明的財富，也是中國智慧與文化生成的根。我們守住了傳統生產方式，就為鄉村文明復興留下復活的根。孤陰不長，孤陽不生。在新時代中國鄉村文明復生，既需要來農村自身強大的內生原動力，更需要來代表時代外部世界力量。這個力量就是來在擁有中國51%人口的城市。我們將其稱為需要拯救的拯救者。中國鄉村文明復興，不僅僅是鄉村自身需要復興，而是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中國鄉村攜帶著醫治工業文明病和城市的病解藥。未來拯救中國鄉村文明的另一種力量，是從城市中游離出來的需要自我拯救的人。中國鄉村文明將會在這代表天地、陰陽兩種力量的交匯中獲得新生。這種兩種力量又具體表現為正在醞釀中新回鄉運動。“新告老還鄉者”是指 1977年恢復高考后，上了大學從鄉村走進城市的第一批知識分子。未來5到8年，這些80年代考上大學知識分子80%的將到退休年齡。他們中的一批人將帶著其智慧、資金回歸農村，建設家鄉。1977年恢復高考之后，從1977年到1980年錄取的大學生有123萬人，其中80%來自農村，估計未來將會有60%以上人，通過各種方式，短期或長期回到出生的老家養老。如果其中有50萬人回去，這就意味著，他們的告老還鄉，將會影響中國50萬個鄉村的發展。十八大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組成人員平均年齡56.1歲，他們之中大部分是來自農村和在農村當過知青，未來5年他們將退休。在十八大選出的7名常委中有4名曾有“上山下鄉”的知青經歷。這些數字將預示中國，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不僅會出現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批告老還鄉者，而且這種告老還鄉將會得到中央決策的支持。根據2012年統計數據顯現，在2.5億農民工中，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14.3%。大約有3570萬農民工將到無法在城市就業的退休年齡，他們中將有80%，約有3000多萬農民工帶著他們收入、帶著城市文化回鄉養老或再創業。這些青少年在農村長大的農民工，與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不一樣，他們對鄉村有一種無法割斷的情結?！吨袊洕鷪蟾妗冯s志公布了對全國20多個城鎮的農民工進行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多數農民工不具備在城市購房定居的條件，年老后將被迫返鄉，有可能導致“負城鎮化”。隨著城市就業難和鄉村的發展，最近幾年，出現了一些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回鄉創業的新趨勢。新回鄉知識青年，有一部分是村官。經過連續幾年的選聘，目前全國在崗大學生村官已經達到20萬人。根據計劃，到2020年，大學生村官要達到40萬人規模。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大學生自愿回鄉創業。截止2012年，已在全國近30個省份，在200多所高校建立了200多個支農社團，深刻地影響了一大批青年人的價值觀及整個社會的文化走向，這種催化作用，將在未來5年內發生很大的連鎖放大效應。第四類，是隨著中國逆城市化出現，一批城市人會回到鄉村養老和從事鄉村產業的經營。最近幾年隨著霧霾天、交通擁擠、生活成本上述等問題的出現，目前中國已經初現逆城市化現象。國內學者一直認為，未來5到8年內中國將會出現一個退休高峰。未來5到8年之內，城市人口老齡化高峰和逆城市化會同步出現。截至2013年底，中國老人達到2億人。其中城市退休人員1億人。目前在上海和北京等大城市，已經出現一些老年人到郊區和農村養老。我們相信，隨著城市病問題的加劇，將會有更多城市人道鄉村養老。城市人回鄉，將會給鄉村帶來消費，帶來鄉村養老產業發展。隨著祖國的強大，在國外華僑將會出現一個回鄉尋根熱。中國人往上推三代，大部分都是農村人，所以，他們要尋找的根，不在城市在鄉村。他們尋根，也給鄉村發展帶來國際資源。總之，中國特色的現代化之路，絕不是西方式的城市化之路，而是中國特色的城鄉兩元文明共生之路。中國走未來最大的挑戰，不是重復西方城鎮化，而是中國鄉村文明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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