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一群村委會主任、村支書到大學上課會發生什么？

很多時候，他們就像普通的大學生。在偏向理論的課上他們會犯困；老師發問時，教室里會長時間陷入沉默。上課前，教室后排座位是最受歡迎的，直到工作人員隨機擺上姓名牌。

但到問答環節，來自全國各地的村委會主任、村支書，開始向大學教授和政府官員拋出一個個工作中遇到的難題。從政策堵點、籌資困境到合作意向，問題來自鄉村振興的第一線，具體且遠離書齋。被提問的，則是國內研究經濟與鄉村發展的頂尖學者，為了把他們湊到同一天，主辦方費了不少心思。

9月25日，由新希望集團永好公益基金會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村長工作坊”共同舉辦的鄉村振興“村長班”迎來第一天講學。如果問鄉村振興要做什么，村委會主任、第一書記和專家學者都會提到“發展產業”。可落到現實里，有的村是國家級樣板，有的村還在“做南方的村已經做完的事”，“標準答案”已然演變出無數細微的疑難雜癥。

“我們請來的講員雖然都是大咖人物，但是希望村長們帶著批判方式學習。”這也是北大國發院“村長工作坊”的課程設計者、北大國發院教授王超想呈現的一點：鄉村振興沒有標準答案，但尋求答案的過程很重要。

“您今天講的探索，我們每天都在上演”

劉文奎的課程，從回憶“失敗”開始。他是中國扶貧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20年前他加入這個機構時，已經見過很多“解決不了問題”的農村扶貧項目。無論建學校、建衛生室還是發糧食、發衣服，幾年之后村里還是老樣子。

“我們搞了這么多年扶貧到底怎么辦，如果每一次送點東西過去，鄉村怎么發展？”他們的想法是，能不能找一筆大的資金，集中找一個村莊，看看村莊到底需要什么樣的項目。

2003年，一家機構捐贈了50萬歐元，四川省配套了800萬人民幣，第一個試驗落戶大涼山。他們選出五個村，每個村投入200萬元，這是一筆非常大膽的投資，當時北京回龍觀的房價也不過每平米數千元。項目設計了五大類項目，包括升級發展、環保、建立執行機構和執委會、村民培訓、環境改造等。

他們抱著很大希望，但項目結束后，農業專家的評估卻澆了一盆冷水：項目效果很好，帶來巨大變化，但項目有很大的可持續發展問題。

“老鄉最擔心的是，如果基金會不再投錢怎么辦，老鄉強烈建議實施二期項目。我們希望是干一次就不去了，村莊就成了，沒想到投入這么多錢、時間、精力，還是這樣的情況。”劉文奎分析，當時資金投入太過分散，以為大量投資就能解決問題，沒意識到產業才是鄉村發展的關鍵。

2008年，他們有了第二次試驗機會。汶川地震后需要災后重建，基金會又從諾基亞等企業籌集到資金，想在綿陽找到發展產業的方法。這次的思路是，建立合作社引入現代企業制度，召集“能人”帶領村民發展。經過路演，一位德陽老板的食用菌種植項目獲選，他認同發展鄉村產業的理念，放棄在海外的高薪回來“一起干”。

然而， 這個項目半年左右就露出了敗象。因為一些損失，老板失去村民信任，內外分歧加大，管理陷入困境。而后，當地推薦了一位草科院專家，到村子里做長毛兔養殖項目。一年后，養殖場也失敗了，直接原因是經濟危機導致的滯銷，但深層原因則是長毛兔過高的死亡率。

“繼續分析原因，不是技術和管理問題，而是背景問題，外來人得不到村民信任。最后，外來的經理和村民不是伙伴關系，而是博弈關系。”劉文奎解釋。

下一次試驗機會在玉樹地震后。吸取了之前的經驗，在甘達村開村民大會時，他們要求必須從村里找出“帶頭人”。這次的項目取得成功，為了論證這個模型可以復制，他們又創造了民宿和水果品牌，“用合作社做市場方向，這條路成功率非常大”。在劉文奎看來，合作社的優勢在于其規模效應、一損俱損的利益連接機制等。

劉文奎坦言，民宿和水果品牌能成功，離不開中國扶貧基金會的背書和推廣渠道。提問環節，“村長們”問得最多的，也是如何與基金會合作，加入其項目。“您今天講的探索，我們每天都在上演，有坑怎么讓大家知道避開，（如何解決）機制問題。希望村子有更多機會跟基金會合作。”一位村委會主任說。

債務、廁所與鄉村價值

沒有全國名氣、沒有國家級資源，一個普通的村莊，能復制這些模式嗎？

類似的提問，也出現在李小云的課程后。其實，這位59歲的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可能收到了那一天里，最多的笑聲和掌聲，下課后還不斷有人找他合影。“來來來我也照一張，”李小云順著過道走來時有村主任說。

李小云說自己喜歡講故事，他的措辭兼具夸張與精準，亦不吝自我調侃，這讓他的課堂頗具吸引力。與中國扶貧基金會的早期探索不同，李小云的現代鄉村建設試驗始于2015年，當時他到云南河邊村調查扶貧，注意到當地艱難的生活條件，臨走時村支書問他還會來嗎。種種因素促使下，53歲的李小云辭去院長職務，到村里做試驗。

“我做鄉村研究，做國際研究，去了太多的村莊，”他不再滿足于調研、寫論文和政策建議的工作模式，決定“帶著村民來研究這個村子的脫貧”。他注意到，農民有很多剛性支出，如教育、飲食、交通，但農產品年底才能賣錢，所以只能不斷借債，一不小心就有可能陷入貧困陷阱。

了解到當地冬季度假資源豐富，李小云牽頭做起了民宿產業，隨著環境與公共設施逐漸跟上，在保留當地風貌的同時，村莊環境大變，收入也大幅增長。隨后幾年，他又在其他地區做了相似的嘗試，亦取得效果。很多時候，鄉村生活環境的改善體現在那些日常的細節上。李小云屢次談及對廁所和廚房的改造，“我們想的就是把鄉村整個提升起來，把價值提升起來”。

李小云的現代鄉村建設試驗頗受關注，但也有村主任疑惑，這種規模的建設錢從何來？“大教授”帶來的資源，別的村莊去哪尋找？而李小云的回答出人意料，對村莊建設的投入就是云南省的扶貧標準，和其他村莊完全相同。

“所以它的說服力恰恰在于，這個不是精心打造的樣板，它就是一個普通的村莊。”他說。

但他也承認，自己為河邊村的建設籌集了一部分資金，在99公益日為每戶眾籌了一萬八千元的裝修資金；又從澳大利亞大使館為每戶籌集了一萬元裝修客房的廁所。講到這，教室里又響起了掌聲，李小云接著說，“有一點錢，不是大規模投資，你們村里都會有這點錢”。

著名經濟學者、北大國發院教授張維迎還給“村長們”開了閉門講座《產業發展與鄉村振興》。他強調的“企業家精神”——雄心、膽量、想法、魄力，在分享環節被“村長們”反復提及。某種程度上，這些理念與李小云的鄉村實踐隔空呼應。

尋求答案的過程

課堂時間終歸有限，課后的提問卻源源不斷。有時提問者會談起自己的感想，這讓課程設計者、北大國發院教授王超屢次反問，你的問題是什么？

一整天的課程下來，王超覺得達到了自己想要的效果，唯一的不足是學員比較多，分享環節不夠充分。他所期望的，是為“村長們”你提供一個“過程”，讓不同的老師帶入不同的視角，不斷激發和碰撞。“很多人認為好像有一個什么標準答案，其實沒有，每個人的答案是不一樣的，但是尋求這個答案的過程很重要。”

這種探索與思辨可能是當下的鄉村振興中最需要的。如果籠統地問“村長們”怎么振興，發展產業幾乎是“標準答案”。而一旦問及存在哪些困難？市場能否對接？資金是否充裕？每個村都面臨不同的困境。

江蘇的一個“明星村”，面臨的是土地和資金的問題。“我們搞鄉村旅游，基礎設施投資還是很大，現在還是蠻緊張的，我們書記也是跟上面積極爭取一些資金。你要有錢才能來辦這些事。”但鄉村發展肯定不能僅靠財政撥款，他們曾想去銀行抵押貸款，但因為政策不明晰，而被銀行拒絕。東北的一個村“還在做南方的村已經做完的事”，他們想通過出售土地指標籌集資金，但村民意愿不高。

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副司長王賓的課后問答環節，“村長們”還拋出了很多類似的問題。

為了整治農地非糧化保障糧食安全，有的地方（非糧食主產區）一刀切，要求經濟作物全部改種糧食，結果卻是農民積極性大幅下降。有的村子應上級要求，主動流轉土地承接企業，但卻遭遇回款難。村集體內部的資產轉移，在村民看來是“左手倒右手”，而財政部門則認為是“交易”，需要征稅，這讓部分靠近城市產業發達的村莊，負擔格外明顯。

在講課時，王賓也特別談及，從土地角度，下一步的改革要更好的賦權。他解釋，農村改革的很多問題非常復雜，不是簡單的“不作為”，還有復雜的法律問題和社會問題。“我們正在研究制定集體經濟組織法，還要進一步深入研究。下一步都是改革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