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鄉村振興事實上開始于明治維新時期，由于開始了全面工業化的進程，傳統農村社會正在向工業化社會轉變，大量年輕壯勞力從農村進入城市成為產業工人，迅速造成農村空心化。二戰結束后，日本開始了半個多世紀的全方位的鄉村振興探索。

1. 土地改革，第一輪基建整備（1945—1950年代）

戰敗后日本在美軍的強力推動下，強制將地主手中的土地分配給自耕農，基本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土地改革。重新分配土地后的農戶生產積極性空前提高，對戰后日本糧食生產保障有重大作用。

由于戰爭中農村也受損嚴重，從1950年代起日本開始推動新農村運動，旨在修整農村基礎建設。同時也開始探討各地方的農業農村振興計劃，制定《農地法》開啟農地流轉的進程，促使零碎化土地規模化，但后期效果并不成功。

2. 放寬農地流轉，全面改善基建（1960年代）

工業化發展高峰時期，鄉村出現嚴重的勞動力不足與衰退問題， 也是日本密集出臺鄉村振興相關法律政策的時期。為了激活鄉村，政府開展了第二輪大規模鄉村基建——美麗鄉村運動（町を美しくする運動）。

成就是鄉村面貌大為改觀，生活設施趨于完善，為后期城市人流與資金進入鄉村鋪平了道路。農地規模擴大化有了進展，但日本鄉村依然以零碎化家庭小農戶為主。

3. 繼續強化鄉村基建，鄉村美化改造（1970—1980年代）

1970年代席卷日本的造村運動，本質上是為了緩解城市化與工業化帶來的農村衰敗與生產力下降。造村運動之下，鄉村的基礎設施帶著城鄉等值的標尺進一步強化，很多鄉村的基礎設施完備度和面貌已不亞于城市水準。

在各地的鄉村振興探索中，一村一品理念脫穎而出，各地紛紛效仿，培育本地拳頭產品。

1972年，農地局廢止，設立構造改善局，強化農地構造改革，推進農業生產結構與農地規模化等工作。

還調整了農地法等一系列法律，擴大農地流轉權限，允許農地的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

4. 開發鄉村旅游，促進市民下鄉（1980—1990年代）

日本經濟最巔峰時代，龐大的中產階級群體產生了巨大的鄉村休閑需求。日本適時推出了《綜合休閑區發展法》、《鄉村地區發展法》等一系列加強鄉村旅游建設的政策，引導城市市民下鄉，用工業化與城市化的成果反哺農村經濟。生態游、體驗農場、休閑游等概念風起云涌，體現了工業化后期中產階級的內心需求規律。至此，歷經40余年的日本鄉村振興建設起步過程結束。

5. 推進可持續發展與數字化（2000年至今）

新千年后，日本人口老齡化持續嚴重，農村人口不足的問題加劇，再加上鄉村的開發與旅游對環境有一定破壞，為了維持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有機化農業開始全方面推廣。

通過全國統一的農業數據平臺，為農民提供數據與信息服務，提高數字化農業水平，農業機械的持續升級與智能化推升智慧農業水平。

2001年，日本農林水產省的構造改善局與國土廳下的地方振興局合并，成立農村振興局，專門負責鄉村振興相關事務。并在2009年，開啟地方振興協力隊制度，助力鄉村振興工作的開展。

通過半個多世紀的鄉村振興探索與實踐，日本的農業實現了高端化升級，農村面貌煥然一新，農民收入水平與生活水平大幅上升。

鄉村振興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起步過程漫長主要因為完善鄉村基礎設施與風貌改造的工程量巨大，幾乎持續了40多年才達到能迎接大批市民下鄉反哺農村的程度。

日本鄉村振興除了以上五個階段的逐步推進的整體經驗之外，實際上更關鍵在于夯實了具體的四大措施：日本農協、鄉村基建、市民下鄉、一村一品。

日本農協

日本農業協同組合（簡稱農協或JA）于1947年立法成立。是以農戶合作、聯合、經營與管理為主要功能的互助經濟組織，對日本農業的現代化起著主導作用。

由于戰后日本農村損壞嚴重，分散的農戶難以提高生產力，日本通過立法成立農業協同組合，提供政策、金融方面的大量優惠支持，土地改革也在快速推進中。

最鼎盛時期，全國約有99%的農戶加入農協，成為組合成員，也逐漸開放了有合作關系非農戶申請加入。

農協起初由村、縣、中央三級機構組織形成，在1980年代后，由于農戶的大幅減少以及自身的人員冗余，精簡為縣、中央的二級機構。

日本農協全面參與著日本農村經濟的方方面面，包括農業生產、銷售、金融、文化產業和衍生服務業等領域，是日本鄉村社會與農業領域的絕對主導組織，是農業現代化的主要推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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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推廣

農業推廣可以幫助農民，尤其是難以獲得技術指導的小農戶獲得必要的技術知識，從而通過普及更加先進的科技提升農業生產力，保障農業安全。

由于日本農協會員覆蓋了幾乎所有農戶，因此農協被稱為日本第二大農推體系。

日本農協的農推事業被稱為營農指導，對農業生產技術、農業經營、土地利用等方面開展的指導工作，目的是提高農戶的生產力。農協不僅通過營農指導傳授技術與先進知識給農戶，還通過引入先進農業機械，教授操作方式，提升農業自動化、智慧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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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金融

日本農協在金融領域為會員提供全流程的服務，包括信貸、保險、融資等，是小農戶發生資金短缺時最重要的資金來源。這種金融服務將農產品的銷售、采買，乃至農民的壽險、婚喪嫁娶等全都納入其中，在農協金融壟斷的情況下，日本農戶的生產與生活高度捆綁農協金融體系。

雖然農協通過金融以及交易的方式壟斷了農戶的大量閑散資金，但其存款利率通常略高于私人銀行，且發放的貸款也通常非常優惠，小農戶們可以極低的利息融資，從而大大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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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服務業

農家委托：隨著勞動力短缺或者經營擴大等問題，農協也受理農作業委托的業務，客觀上有利于農業集約化生產效益的提升。

農村流通：對會員農產品進行統一銷售、所需農機農具統一采買，是農協存在的最基礎優勢，統一的農村市場提高了農戶的議價能力。

為了進一步提高農業附加值，農協自己建立加工廠、包裝廠、物流中心、冷庫，甚至直插終端，建立了批發市場、超市、直賣店等體系。由于整個鏈條由農協負責運行，農戶大為省心省力，就更加愿意交給農協負責，也更加依賴農協的金融體系。

農協對所售農產品的質量有統一要求，也促進了農戶的生產質量提升與標準化。

品牌農業：日本農協為了提升農業附加值，善于建立和經營農業品牌。農協通過高標準的質量認證，以及品牌符號的推廣與宣傳，提升了農產品的品質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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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農協正面推動力的背后，也有反噬力

日本農協對日本的農業現代化、提高農民收入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但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與擴張，其缺點也顯露無疑。

由于其缺乏政府的管制，已經成為日本政壇影響力巨大的“農林派”，手握全日本農戶的選票與影響力，政府的改革難以推進。

這種壟斷力直接成為推高日本食品價格的重要因素。

日本出現天價西瓜、天價櫻桃等都是因為農協的議價體系在農戶與市場之間賺取大量剪刀差，“農林派”還影響著日本始終采取高額關稅壁壘保護自身農產品市場的國家決策，導致國內、尤其是城市食品價格居高不下。

在農協金融資金大量用于房地產、娛樂、股市牟取暴利的情況下，日本鄉村的棄耕現象也越來越重。

整體來講，日本農協是一個前期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后期缺乏更上層監管與制衡，在逐利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對日本鄉村與農業造成巨大隱憂的農業合作組織。

鄉村基建

1955年，日本農林水產省提出“新農村建設”的設想，是振興農村地區的一個重要政策，中央政府使用強力金融政策工具，為農村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低息貸款、補貼，甚至是直接投資，集中在道路、電力等基礎領域。

日本農村地區逐漸擺脫了二戰后衰敗、落后的現狀，勉強跟上了全國的節奏，但與城市差距仍很大。

日本1950—60年代是工業發展最快的時代，大量勞動力離開農村前往大城市務工，造成了勞動力緊缺、農民收入低等城鄉差距矛盾持續擴大。

為了改善城鄉差距，新一輪的“新農村建設”在基礎設施方面，全面提高自來水與排水管道網絡建設、推進高速公路連接農村與山區、建立專門機構修建防災與水利設施，甚至推廣、翻新與改建農村民居。

在環境方面大力推進資源循環理念、改善鄉村生態環境，在1960年代席卷全國，伴隨著當時的經濟高速成長與工業化進程，鄉村成為了煥然一新的魅力土地。

日本出現了很有趣的現象，越是山區的鄉村，基礎設施越好，面貌越美觀，甚至部分超過了普通城市水準。

深入各地的鐵路系統更是鄉村振興的助推器。日本全國鐵路總長度約4.7萬公里，由202家服務商運營，構建起了龐大且交織嚴密的鐵路網絡，日本鐵路系統不僅密布于大城市，更是深入了山區鄉野之中，聯通起了全國的每個角落。

隨著城市化的發展，鐵路系統大多改為通勤性質，成為了游客深入鄉村、小鎮等具體景點的最便捷交通工具，相較于汽車來說，鐵道受眾面更大，更易帶來大批客流。

鄉村寬帶與網絡的普及建設，也為先進農業機械以及農業信息數據的使用奠定了基礎條件，這種軟基建對智慧農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日本在全國范圍的鄉村基礎設施建設與美化，讓鄉村生活條件、服務、交通和面貌等方面實現了真正的城鄉等值，為日后城市居民反哺鄉村經濟奠定了先決條件。

市民下鄉

基礎設施與風貌實現城鄉等值之后，最大的改變是城市居民對鄉村更深度的接納，帶來了延續至今的“市民下鄉”潮。鄉村開始擺脫單一農業收入，最大化兌現生態資源、基礎設施投資的價值，實現一二三產融合，提高鄉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有效途徑，這是城市化和工業化有效反哺農村的必經之路。

1960年代以來，通過一系列的農村土地流轉相關制度的出臺，逐漸放開了專業農戶以及規模經營者對農地的經營權。帶來了農業生產的專業化與規模化，引入了大量城市資金反哺鄉村，大量小農戶出租了土地經營權后可以有余力開展副業，農民兼業的可能性為進一步的城鄉聯動提供了人力基礎。

日本政府早已意識到城鄉加強聯動對鄉村振興的重要性。最典型的是于2002年設置的“都市·農山漁村共生·交流項目組”，以內閣官房副長官與農林水產省副大臣作為領導者推進，項目主要聚焦生態旅游、農林漁業體驗、活動的開展等各種都市與鄉村的交流機會創造，以及相關場地空間的整備上。

都市與鄉村的交流就是把城里人往農村引。旅游，是最佳途徑，于是觀光農業應運而生，這種形式既滿足了工業化后期城市居民對自然的向往，也能讓有余力兼業的農民大量投身于“為下鄉市民提供服務”的相關工作中，成為農民提高收入的利器。

為了更多的吸引市民消費，這個項目還明確提出了發展“滯在型休閑活動”，就是留下、住下游客。于是產生遍布日本鄉村的溫泉設施與市民農園，市民農園即農家將少量自己的土地出租給市民業余耕種，收取一些土地利用費即可的經營方式。

市民既可體驗農耕，也可以帶孩子學習農業知識，修養身心。種點自己喜歡的花卉瓜果，時不時來打點一下土地。這種回歸自然的愜意生活深受市民喜愛，甚至有些市民農園成規模的搭建了小型房舍，房后是出租的小塊土地，常年租給某個城市家庭使用。

為了更加便于將鄉村與市民聯結，道站應運而生，道站（道の駅）是日本各地設置在交通要道旁、可供途經旅客24小時自由使用的休息場所，是區別于服務區、停車區的第三種公路休息設施，通常設置在一般國道與主要公路的沿途并具有綜合性功能

日本的道站共有1,000多處，7成分布于山地丘陵地帶，通常與自然環境充分結合，是旅行者中途休息的熱門選擇。如今道站已是鄉村地區農特產直銷、文化推廣的重要窗口，拉近了市民與鄉村的距離。

一村一品

一村一品是多年來傳播甚廣的日本鄉村振興理念，是鄉村振興的具體手段和工具。事實上一村一品與通常我們所理解的每個村都有一個優勢農產品的含義不同，其原本含義更加寬泛和開放。

在1979年，時任大分縣知事的平松守彥首次提出了一村一品的理念，并于80年代初一炮打響了縣內的大山町（梅子與栗子農特產）和湯布院溫泉這兩大明星品牌，在全國范圍引起了轟動。

請記住大山町和湯布院溫泉這兩個例子，因為它們代表著，鄉村振興必須要有率先發展起來的重點突破案例的邏輯，同時也代表一村一品理念的應用，從一開始就不僅限于農特產品。

平松守彥在他的著作《技術密集城市探索》中，詳細地闡述了他所構想的一村一品的：

第一個目標，吸引人口：“一村一品運動的目標，第一是地區上的廣度，與地方的結合。某名牌產品即使成了特產，光這一點還不能成為一村一品，重要的是他要成為各地振興和改變人口過疏的對策，促進人們定居下來。”

第二個目標，提升技術：“一村一品要能夠在世界上站得住，不能依靠單純的特產。要成為具有世界聲譽的產品，就要磨練技術，否則就趕不上日益國際化的經濟潮流。”

第三個目標，培養人才：“培養向世界新技術進行挑戰、具有進取精神的人才，這也是一村一品運動的最終目的。”

可以概括為引人、強技、育人的三大目標。

并不是所有的鄉村，都一定能發展起來。鄉村振興要想有真正的成果，必須要尋求重點突破和重點投入，讓一批鄉村率先振興，從而帶動其他鄉村。

大山町和湯布院就是自身特色足，被率先發展起來的典型。前者是農特產加工的方式，后者是特色資源深度利用的方式。但無論哪種，其實本質都是通過內生式的發展，實現更深度的城鄉聯動。

應該客觀地看到日本鄉村振興雖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依然無法改變農業從業者一路跌破200萬，人才青黃不接，棄耕面積持續擴大的整體情勢。

鄉村振興在做好基礎設施全面改善的同時，需要重點突破和重點投入，以率先振興的鄉村逐步帶動整體的改善，才是鄉村減少輸血續命，增強造血能力的關鍵。